中国现代女性作家与中国革命 1905-1948读后感1000字

《中国现代女性作家与中国革命，1905-1948》是一本由颜海平著作，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2.00元，页数：404，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中国现代女性作家与中国革命，1905-1948》读后感(一)：在该找到你的地方没有找到你

在该找到你的地方没有找到你，/在见不到你的时候又看到了你。/一个车站又一个车站，/一个码头又一个码头。/一个少女，一个‘扑火的蛾’，在火的光焰中旋舞，/一个辉煌又惨烈的人生预言，难行，也离乡上路。/没有结束的预言，你跋涉的归宿，是在下面落户，/风雪叩着你的家门，寂寞了柱边的火炉。/在找不到你的时候见你，真是神话，/一场浩劫，生死未卜，一个早晨你复活在我们当中。/……这首诗歌不仅是对丁玲的致敬，也可以是一个对所有中国现代女性作家的致敬。

《中国现代女性作家与中国革命，1905-1948》读后感(二)：好书！！

是一本有故事的历史书，有学问的故事书，也是一本有体温的学术书！

是一本有故事的历史书，有学问的故事书，也是一本有体温的学术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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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女性作家与中国革命，1905-1948》读后感(三)：她们

这本书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我摆脱了最近被历史虚无缠绕的困境，当我阅读女权主义书籍的时候，通常都是外国女性书写的。那么，难道我们的历史是空白的吗？为什么我从来不曾看见，为什么好像只有“男女平等”四个字。 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到了许多女性先辈的故事，而这本书终于牵起了一根线，把所有的光汇聚在一起，终于瞥见了历史一角。 秋瑾、张竹君、陈撷芬、何香凝、惠兴、陈超、炼石、丁初我、徐寄尘、冰心、白薇、袁昌英、卢隐、王莹、萧红、丁玲......... 还有许多我未曾听过名字的女性，她们用生命实践革命，在风雨飘摇、破碎的时代中突破重重重压发出自己的声音，寻求女性之可能。 贯穿全文的，作者反复提及的一个词:生物种性政治。A在被B侵略的时候承受了第一重暴力，而在身体承受暴力的同时，A还必须承受自身被铭刻、被判定为“弱者”的第二重暴力。而这种被强加的天然弱势被描述为A天然如此，这是生物种性的。 书中的女性正是处于这种双重暴力之下的“弱质性别及种类”，但她们却无畏的正视此中的暴力，并提出质疑、与之抗争。 在一个社会达尔文主义盛行的时代，作为被人鱼肉的弱者，如何摆脱自身的困境，而同时又不与拿刀的人同流合污，是一件无比艰辛的事。因为道路不会平白无故的出现 ，甚至它还会给你提供一些特权，一些支配其他女性和其他生命的特权(实际上需要出卖自己，以自身作为商品换取），面对这些，如何拒绝，女性主义作为社会转变的特定场所提出的可能性，通过每个具体的生命之实践得到体现。 不同寻常的，难以置信的，她们都做到了。娜拉们出走后，她们该去哪里？ 她们在寻求的路上，已经是答案。

《中国现代女性作家与中国革命，1905-1948》读后感(四)：一些读书时候的速记

秋瑾：1、将秋瑾视为民族主义的女权主义者是不公正的，她反对弱肉强食的现代法则，一如她反对君权神授的封建制度。

2、以秋瑾所置身的时代环境来说，她的书写是一种想象式的改造，以一种最无力的方式，她创造了最有力的惊雷。

冰心：1、她以一种柔弱的姿态，以她永恒的、似乎只会歌颂母爱的姿态，竟如此决绝的打破了这个曾经由皇帝与宗教，后来由强者和先进者所构建的社会体系，宣称它是由母爱，即女性所联系起来的。

2、冰心的歌唱与想象是一种绿洲，这种看似飘渺甚至“孩子气”的想象，因其所处的沙漠是如此巨大和毁灭性，而显得如此具有力量，一种呼吸般弱小但重要的力量。

白薇：终于找到最合适的的解读，我读白薇时，只觉得不可思议，不明白她以何种力量在那种环境生存，现在才有一点明晰，她的力量因绝望而生，因愤怒而起，是向死而生的奇迹。

袁昌英：现代性想象的拒绝者，传统女性幽灵的挖掘者，她是在过去和现在的时空当中受到撕裂的痛苦的开拓者。

萧红：当一个民族国家受辱之时，它屈辱的姿态是女性的，它是一种女性以弱质性别受到压迫的弱质种族的姿态被压迫的，其中强者向弱者施以暴力的逻辑是一致的。当一个受辱的民族国家里不甘于受辱的人们想要联合起来反抗之时，它反抗的姿态也是女性的，将它们当中人和人相联系起来的东西，这种亲人的维系，姐妹情谊的泛化，是女性身体的外化。遵循的是女性偏好于牺牲、维系、奉献的情感逻辑。

王莹：在战火当中，在跨界、联合当中寻求生命的存在，她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希望。

丁玲：1、从都市女性开始，从在文学当中创造一种女性的生活开始，她解构了一类受过教育的理应已经解放的女性是如何在“现代都市”这个理应文明的世界里被物化和沉沦的，由此她生出了无限的对生的激情和愤怒，其激怒本身就是她女性主义历程的开始。

2、到农村妇女、更广大的受苦女性结束，丁玲的女性主义历程，一如中国现代化的女性主义历程，从来都不只是一个弱质性别的反抗与斗争，而是一个弱质民族、社会的反抗与斗争当中的一部分。丁玲将她的女性主义历程，扎根向了更深厚的民族与社会苦难里，寻求以此解决性别的苦难。

3、丁玲参加革命前后的转变，恰恰彰显了她在写作中始终谋求的对社会既定逻辑（包括对西方/男性“生物种性强权”的政治逻辑与对东方/女性“生物种性弱者”的生存逻辑以及由这逻辑所激发出来的迫害与恐惧）的转变，丁玲的革命成就与写作成就是有着如此的内在一致性的。她的生命的道路和革命的道路，都是在为着促进这种转变而前进着的，而她本人的转变，一方面是对她所谋求的转变的促进与生成，一方面也提供了一种可行性的想象，一种对未来中国道路的想象，因为如果创造故事就是创造生活，生活本身也正在创造着故事。

《中国现代女性作家与中国革命，1905-1948》读后感(五)：中国革命的现代性

《中国现代女性作家与中国革命，1905-1948》一书的主要贡献，是为我们重新思考中国的现代性乃至中国革命的现代性问题打开了一个新的思路。关于中国现代性的问题，我们现有的论述可以说是汗牛充栋，特别是海外的研究成果更多，其中周蕾的《妇女与中国现代性——东西方之间阅读的政治》是一本很有影响的著作，也是从女性的角度来讨论中国的现代性问题，把它和颜海平的这本书对照起来阅读，非常有意思。周蕾在书中引用了约翰内斯•费边的《时间与他者——人类学如何制造它的客体》这部名著中的观点，大意是说，西方对非西方世界的典型的认识模式，是将非西方世界放置到时间上的过去，非西方文化和西方文化处于时间序列的不同位置上，前者是原始的，传统的，后者是发达的，现代的。这种认识模式已经内化到非西方民族的自我认识中，我们对这样一种基于“传统/现代”的进化论模式再熟悉不过了。费边接着指出，“传统和现代性并不‘对立’，它们也不互相冲突，这些都是一些糟糕的比喻。事实上，相互冲突、对立和斗争的不是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社会，而是处于同一时间的相互面对的不同社会”（英文版31-32），换言之，只有出于同一时间的不同文化和社会，才会形成真正的对抗关系。周蕾从这里发展出她的基本主题，即现代中国和西方处于一种同时性 （coevalness）的关系中，现代中国已然打上西方的印记，因而现代中国的主体性只能是一种西方化（Westernized）的主体性。周蕾的论述有她特殊的语境，主要是针对那些保守的海外汉学家，他们小心翼翼地维护中国文化自身的本真性。但是，尽管周蕾强调现代中国和西方之间的“同时性”不失为有力的洞见，但是对于两者之间的“对抗”和“斗争”，她却并没有给出充分的论述。在她那里，中国与西方之间更像是一种“协商”（negotiation）的关系。一方面是可能避免本质主义的陷阱，另一方面则是受制于纯粹的文本分析的方法，周蕾著作背后并没有一个现代中国历史脉络的背景，而只是在片断化的文本和理论的缝隙中穿行。

比较而言，颜海平的这本书正是在周蕾著作缺失的地方显示出自己的特色，虽然这本书并不是正面讨论现代性问题。在周蕾的书中，“妇女”主要是作为一种文本中的症候，作为理论思考的焦点而出现的，但是在《中国现代女性作家与中国革命》一书中，女性、女性作家是历史中的血肉之躯，是活跃的、行动着的主体，而她们与西方“生物种性政治”之间的对抗、斗争，也被拉到了前台，无比真切地出现在我们面前。如果说我们只能在现代中国与西方之间“同时性”的对抗关系中来理解中国现代性的话，那么在这种对抗中形成的中国现代性到底是什么呢？颜海平在书中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或者用她的话来说，一个“合理可辨”（intelligible）的理性论述，能够感受到的只是一种“看不见的”、“非真”的“尚未命名的能量”。从否定的意义上说，可以说这种现代性是对西方“生物种性政治”（bio-ethnic politics）的否定，对内在于这种政治之中的等级制的拒绝。在正面的意义上，我们也可以大致看到，这样一种现代性诉诸于一种情感性的平等主义，强调情感的交流、共生、汇聚及其社会动员力量，强调情感和生命“无中生有”式的想象、书写和创造。重要的是，所有这些都很难被化约为一套理性话语，而是在文学——尤其是中国现代女作家的文学——中获得了有力的表达。所以，作者也更多地使用文学性的语汇，如“蕴律”“共生”“星座”“家人情谊”“家园”“想象”，来呈现这种现代性的不同面向。这种文学式或者说文学化的现代性，并不指向任何既定的、乌托邦式的社会蓝图，而是处在不断批判、创造和再生的过程中，如同生命之流一般奔腾不息。如果一定要给这样一种现代性命名，只有一个词最为恰当，那就是革命。

当我们谈到中国和西方之间的对抗及由此生成的现代性时，我们也很容易联想到竹内好在《何为现代》中提出的“抵抗”与“回心”的著名范式，在竹内好看来，东洋的近代是西方强制的结果。然而在东洋内部，日本的现代是全盘承受，中国的现代却伴随着持续的抵抗。究竟在这种持续的抵抗中生成的中国的现代究竟为何，竹内好承认他自己也没有想清楚，他只是在鲁迅的文学中清晰地感受了这样一种不同的现代。值得注意的是，他把中国的这种现代性和革命联系了起来。在比较明治维新和辛亥革命的时候，竹内好指出，“辛亥改革是在革命的方向上发展的革命，是从内部不断涌现出否定性的力量之革命。……即生产性的革命，也因此是真正的革命”（《近代的超克》，214页）。这也正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面向。在辛亥革命100周年之际，颜海平的这部著作，会启发我们重新思考中国革命及其现代性，并从中获得一种“温故知新”式的理解，在我看来这是这本书的最重要的意义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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