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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敦煌的女儿”樊锦诗挺着9个月的孕肚，弯腰摘棉花，累得汗流浃背。同事担心她的身体，劝她请假，她赌气说：“坚决不去，生在地上不是挺好的吗？”之后的事情却让她后怕不已。

眼见着临近分娩，樊锦诗向领导请假去武汉生孩子，却被领导呵斥：“哪里不能生孩子？非得去武汉生？”听完此话，她又羞又气转身离开，刚回宿舍就接到通知，让她去摘棉花。

她摸了摸自己的大肚子，泪水在眼眶里打转，急匆匆地赶去棉花地，想尽快干完活，好早点回武汉。结果，因为劳动强度过大见红了，紧急之下她被送到医院，没过多久孩子就出生了。

樊锦诗本想回武汉生孩子，就什么也没准备，甚至连婴儿衣服都没有，她虚弱的告诉医生：“用我的衣服给孩子包着吧。”

后来，医院了解了她的情况，就帮她给武汉的家人发了电报。

接到消息的彭金章，收拾好已置办的母婴用品，连夜赶往敦煌，等他到的时候，孩子已经出生好几天了。

见到爱人的那一刻，樊锦诗再也抑 制不住内心的委屈，她放声大哭。

彭金章看到病床上虚弱的爱人和裹着大人衣服的孩子，难过的直抹眼泪。

产假很快就过去了，彭金章赶回武汉工作，樊锦诗一人照顾孩子。她将孩子困在襁褓中放家里，临走的时候喂一次，中间赶回家再喂一次，一直到孩子六七个月大了，还继续困在襁褓中。

一次，她下班回家，发现孩子从床上滚到炉子下面，脸上沾满了煤渣。要不是炉子灭着，后果就不堪设想。

这件事让她感到后怕，无奈之下，将孩子送到河北让姐姐帮忙照顾。

1973年，老二在武汉出生了，休完产假她立马赶回敦煌工作，将老二也送到了河北。结果她刚走没多久，孩子患了哮喘，打青霉素过敏，差点丢了性命。

对于孩子的愧疚和无奈，樊锦诗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挺过来的。

随着孩子们渐渐地长大，樊锦诗和爱人商量将孩子们接到武汉读书，她也打定主意要离开敦煌。

当她去河北接孩子时，已经有两三年没和他们见面，孩子们都觉得她很陌生，连声妈都不叫。她看着黑不溜秋的孩子，内心五味杂陈，眼泪直往下掉。

这也让她打定主意要留下，好全心全意的照顾父子三人。

但是，在武汉生活的这段时间里，她整日睡不好，脑海里全是莫高窟的壁画，时不时拿起关于敦煌石窟的书籍翻看。

半年后，樊锦诗决定重回敦煌，她想回去申请调离。结果，敦煌相关部门坚决不同意她走。这一留，她就再也走不了了。

樊锦诗一直觉得对家人亏欠太多了，尤其是对丈夫彭金章。

两人是北京大学的同学，大四就在一起了，结果毕业樊锦诗被分到了敦煌，彭金章被分到了武汉大学。

那时候，樊锦诗以为只去三四年就好了，彭金章给她说：“我等你”。

可这一等，就是，在漫长的等待中他们抽时间结了婚，生了孩子。彭金章从未对她说过“我爱你”，却说了无数个“我等你”。

随着时间的推移，孩子们写信央求妈妈回来，面对可怜的孩子，两人意识到急需解决分居的问题了。

而这时的樊锦诗已经深深地爱上敦煌，她想留下来，为敦煌做点事。加上当时甘肃和武汉大学两方都坚决不放人，就这样僵持了两年。

1986年，两人都想为彼此妥协，还没等樊锦诗开口，彭金章就说：“我们两个人，总有一个要动，那就我走吧。”听到这话，樊锦诗热泪盈眶，感激的说不上话来。彭金章太懂她了，知道她离不开敦煌，所以做出了让步。

就这样，彭金章放弃了亲手创办的武汉大学考古学，来到了敦煌重新开始。他在敦煌主要从事佛教考古，主持莫高窟北区洞窟的发掘工作。渐渐地他也爱上了这份新工作，找到了自己的价值。

在这里，夫妻两人将敦煌文化遗产保护和弘扬作为终身事业，并作出了突出贡献，樊锦诗也因此被称为“敦煌的女儿”。

，彭金章检查出了直肠癌，幸好治疗成功了。出院后，彭金章一直在家休养。而樊锦诗却一直很忙，即便是退休了，也没有时间享受天伦之乐。

万万没想到，命运再次和他们开了玩笑。

，彭金章又查出了胰腺癌，樊锦诗看到CT时，瞬间傻眼了，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打击，她几乎绝望，难以接受，因为胰腺癌一旦发现就是晚期。

樊锦诗怎么也想不通，彭金章这么好的人，为什么会得这种病。她查阅了各种资料，才平静下来，面对现实，陪爱人走完了剩余的时光。

一次，她轻轻地摸了丈夫的额头，彭金章用尽全身的力气抬起身子，将她搂在怀里，亲吻了一下。

没过几天，彭金章就不行了，樊锦诗对着他大喊“老彭、老彭、老彭！”弥留之际的他流下了眼泪，离开了。

一个月后，樊锦诗又回到了敦煌，一切都是老样子，只是爱人不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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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锦诗一直觉得自己不是个好母亲，好妻子，对家人的亏欠是她心底的痛。幸好彭金章给了她无尽的包容和理解，遇上了这么好的人，是她一生的幸运。

樊锦诗一生择一事，而彭金章一生爱一人，一个人的成全，两个人的无私奉献，让敦煌文化遗产得到更好地保存和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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