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同心县历史文化之同心倒墩子匈奴墓发掘

许多重要考古发现一样，同心倒墩子匈奴墓的发现，也很偶然。

1983年5月，同心县文管所马振福同志因病住院，认识了同病室的李进学。马振福同志是1976年北京大学考古专业毕业的，在闲谈中，家住同心李家套子的李进学告诉他，在他家村西，一个叫红尖屹塔山下修建引黄灌渠时，民工挖出了许多古代的坛坛罐罐，还挖出了人骨。此后不久，马振福又从一位在汝箕沟煤矿工作回同心倒墩子探亲的工人马金龙处获悉，他的妻子在其自家的责任田犁地时，发现了一个陶罐，马金龙以为陶罐下埋有宝物，就继续往下挖，结果发现了人骨、古钱、串珠、铜器等物。马金龙将这些文物带到同心县文管所交由马振福鉴定，引起了同心县文管所的高度重视。不久，该所张所长、马振福携带着部分文物到自治区文化厅文物处作了汇报，文物处责成自治区博物馆承办此事，与同心县文管所商议一个解决办法。

同心县文管所张所长、马振福带来的部分出土文物，特别是其中的青铜透雕牌饰，显然是汉代匈奴的文物。汉代匈奴，是西汉封建王朝的西北大患。西汉初年，他们不断南侵抢掠，不仅边境百姓深受其苦，而且还直接威胁到政权的稳固。汉武帝时，调派大军，在一代名将霍去病、卫青等的率领下主动出击，经过艰苦作战，终于将匈奴斥到漠北。在汉朝强大的威力震慑下，未远遁的匈奴纷纷归附。汉王朝设立属国都尉，派汉官对归附的匈奴人加以管理，其中的三水属国都尉，根据历史记载，则在今同心县境内。汉代匈奴文物，在此之前虽在内蒙古等地多有发现，但在宁夏境内发现尚属首次，因此引起了我们的高度重视。博物馆领导经与同心县文管所协商后，决定派我前去同心，会同文管所到现场进行调查清理。

我到同心后，和文管所同志做了一些简单的准备之后，即乘坐一辆手扶拖拉机和文管所张所长、马振福、小买(女同志，记不清名字了)等人，冒着凛冽刺骨的寒风到了李家套子。卸下简单的生活用品之后，即到工地考察。只见红屹塔山下，傍山脚有一条已经初步完工的南北向大渠，宽约15米，在渠的西壁，可以清晰地看到仍有一些古墓显现出来。渠的东面已平整成渠拜，但仍有一些墓葬显现。可见此处原是一片墓地，渠道由北向南纵贯而过，而墓地的中心正是渠道开挖的部位，地面仍遗留有当时修渠时被打碎而弃之于地的大量陶罐残片等文物，真可谓“遍地狼籍”!

这个墓地虽然在修渠时遭到了很大的破坏，从渠壁上残留的部分古墓看，在修渠时挖去了很多的古墓，但幸运的是征集回来了十多件青铜透雕牌饰，可以从中判断出墓群的时代和族别。因此，仍有进一步清理的必要。我们随即对渠道两壁暴露出来的古墓进行了清理。有的墓仅残留一角，已很难辨别原来的形制了，但所幸的是还清理出一座保留有三分之一的木椁墓、一座石棺墓及几座土坑墓。虽然未出有太多的文物，但从墓葬的形制及出土的一些文物看，可以准确判断出这是一处东汉时期的匈奴人墓地。其葬俗和中原地区东汉时期的墓葬没有太多的差异，说明这些匈奴人在东汉时，其生活习俗已经和汉族很相似了。

在结束了李家套子残存的东汉匈奴人墓地清理之后，我们又不失时机地去了另一处匈奴墓地进行考察。这处墓地在同心县王团乡境内的倒墩子村，离县城虽然不足20华里，但当时通行的只是一条雨天泥泞难行、晴天颠簸不止的土路。

倒墩子村，因一个已倾圯的明代烽火台(土墩)而得名。墓地在村子东南3华里的一个坡地上，当地群众称之为兔头嘴。据该村村民马金龙说，古墓即在他的责任田范围之内。我们考察时，这个坡地的庄稼已收割完毕，土地已经翻犁，地面上没有任何的古墓痕跻可查。据我们在李家套子的考察，匈奴墓不像汉墓那样，在地表树有封土，再参考内蒙古匈奴墓的发掘资料，可以看出，这是匈奴墓的一个重要特点。当然这也为匈奴墓的发现增加了一个困难。在调查时，我们也尝试用随身带来的“洛阳铲”进行探测，试图用此惯用的方法来确定地下是否有古墓及古墓的范围，但由于该地区十分干旱，“洛阳铲”很难带上土样来，尽管我们也试图往探洞内注水来予以解决，但这个办法也失败了。

在惯常采用的考古调查方法无效的情况下，我们只好转而采用较费时费力的探沟法了。

在这个有可能埋有古墓的坡地上，我们从南开始，开挖宽1．5米，长100米的探沟，将探沟内的土铲平，以观察回填土(俗称熟土)和原生土(生土)的区别，并根据这一区别来确定古墓的范围和大小。当一条探沟挖完并已考察没有古墓的时候，在其紧邻的北面再开一条探沟，将新开探沟内的土回填到已考察过的探沟中去。如此这般地开挖了数十条探沟，终于在这个坡地上发现了二十余座古墓。

这时已是1983年的年底了，天气寒冷，已不适宜于发掘了，但是为了掌握此处墓地的情况，为以后的全面发掘做准备，在报经批准后，我们还是选择了五座进行试掘。试掘结果，不仅搞清了墓葬的特点，还出土了陶鬲、陶罐、透雕铜牌饰、五铢钱等文物。

试掘结果表明，倒墩子是一处重要的西汉时期的匈奴墓地，且保存完好，对研究汉代匈奴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所以在1984年决定将此列为重点考古发掘项目上报国家文物局，决定成立发掘小组，由我领队，组成由自治区博物馆和同心文管所联合的发掘组。由于考虑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乌恩同志是研究汉代匈奴方面有较高造诣的学者，且是这一研究领域的权威，所以决定特别邀请他参加。我们将发掘的呈请报告上报国家文物局，在等待审批的同时，为保护好这片墓地，文化厅还特别指令同心县文管所负责与古墓所在地主人，落实发掘前的保护措施。同心县文管所经与责任田主人协商，决定在发掘前暂停耕种，一年未种所造成的损失，由我们进行补偿，但日常的保护看管必须由其负责。1985年夏，国家文物局批复我们，同意组成联合发掘队，对同心倒墩子匈奴墓地进行全面发掘。

参加这次发掘的，除我领队外，自治区博物馆还派出了刚从北京大学考古专业毕业的李进增同志参予了此次发掘，此外还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乌恩及同心县文管所的马振福、张宏、王俊等同志。由于墓地附近没有住地，所以只好选择离墓地还有近一里地的马金龙家的两间土坯房住宿。那一年的雨水特别充沛，当我们在8月份开始发掘以后，几乎每隔几天便有一场大雨，有时竟连续几天下雨，雨水将土坯房几乎都浸透了。虽然住在里面可以避风雨，但我们却十分担心，害怕土坯房随时都有可能坍塌下来。有一天晚上，当乌恩同志打开被褥准备躺下休息时，忽然发出一声撕裂心肺的惊叫，我们都惊呆了，以为发生了什么。当我们的眼光都集中到他铺开的被褥上时，才发现一头肥硕的蝎子在被子上缓缓爬动。

发掘的生活条件虽然艰苦，但是我们的工作热情都十分高涨。李进增同志主要负责绘图，其余的同志进行清理，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便发掘了27座墓葬，出土了文物千余件。

发掘的27座墓，大部分是土坑墓，埋葬形制有着明显的特点。墓的地表不封不树，与汉墓高大的封土有别。墓的形状为长方形竖穴土坑，没有发现合葬的情况。有简单的木质葬具，但已朽，看不出其结构形状。北端坑壁上大多挖有土龛，内置陶器或漆器。棺的周围有熟土二层台，人骨头向北，大部分为足高头低。偏洞室墓6座，墓道底部有牛、羊头、蹄骨殉葬，随葬物品也比土坑墓的要多，显示着生前身份和财富的差别。共出土随葬陶器、铜器、铁器、珠饰、海贝、金器、骨器等一千六百余件。其中陶器的纹饰以波折纹为主，与在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发现的匈奴人陶器相同。铜器中有六百余件“五铢”钱，说明匈奴人也是以汉朝铸造的“五铢”钱为通行货币。随葬品中最有特色的是二十多件透雕铜带饰，形状有长方形、马蹄形、刀把形，透雕的图案有双龙、双驼、双马、虎食羊、双羊、龟龙、人物车马等图形。这种铜牌，以前在俄罗斯曾多有出土，俗称“斯基泰铜牌”，其用途也不甚明了。由于其有较高的艺术欣赏价值，以致在欧洲文物市场上也为人所喜爱。从此次发掘的情况看，铜带饰的背面残留有皮条，皮条上有穿带饰钮的透孔，可见铜带饰是固定在皮带上的。

同心倒墩子汉代匈奴墓的发掘，使我国考古界第一次较深入地了解了汉代匈奴墓的特点及匈奴文化的内涵，具有很重要的考古价值。此次发掘的全部材料，经过整理研究，已完成报告，发表于我国权威考古学杂志——《考古学报》1988年第3期上，引起了国内外考古学界的关注。1993年，陕西省博物馆主办的由陕、甘、宁、新、青五省区参加的“汉唐丝绸之路文物展览”上，这批铜饰作为重要展品参加了展览；1990年以来，以专门研究匈奴文化而闻名世界的美国丹佛艺术博物馆亚洲部主任埃玛·邦克女士曾两次在乌恩同志的陪同下来到宁夏，仔细地考察了倒墩子匈奴墓出土的文物，回国后在其《东方欧亚大陆草原的古代青铜器》一书中作了详尽的研究和介绍，从而使倒墩子——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村走向了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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